第三章 欧洲协调至冷战期间的软制衡

欧洲协调（1815—1853年）和国际联盟（1920—1939年）是利用制度进行软制衡的两个经典历史案例。两者都由当时的大国所创建，旨在限制其对手实施侵略性政策。这两个制度都没有过多关注小国的利益——欧洲协调实际上完全没有关注，而国际联盟则在无关大局的情况下维护这些小国的利益。尽管欧洲协调和国际联盟的存续时间都很短暂，但它们留存下来的思想和战略却被大国沿用至今。

欧洲协调

作为一项国际制度，欧洲协调活跃于1815—1823年，它由1799—1815年拿破仑战争期间兴起的五个大国组成，分别是英国、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法国。1823年之后，欧洲协调以一种约束力更弱的形式延续至1853年，而它的一个关键创新，即会议外交的概念则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欧洲协调体系要求国家领导人通过外交手段对那些可能导致重大武装冲突的危机进行管理，它的存在确保了1815—1853年的欧洲没有爆发大国战争，这一体系也因此广受赞誉。¹

欧洲协调体系是维也纳会议的产物，该会议于1814年9月至1815年6月期间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举行，盛况空前。这一体系以几项政治安排为前提。第一，大国负责监督和管理维也纳会议的和平方案，正是这些方案结束了拿破仑战争。第二，领土边界只有在获得所有大国批准的情况下才能变更。第三，欧洲国家体系中所有大国的利益必须得到保护。第四，大国不应单方面改变其对外政策立场，特别是当这种变化不利于其他大国利益的时候，必须在各大国间达成共识后才能做出改变。最后，任何大国都不应该羞辱其他大国。²最后这项安排将大国地位视为欧洲协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体系中，即便是严重衰弱的奥斯曼帝国也必须被保全，以避免其他大国瓜分其领土财产。³

欧洲协调是将硬制衡和软制衡手段进行结合的大胆尝试。正如卡尔·霍尔斯蒂（Kal Holsti）所说，欧洲协调体系与均势“并不对立，而是互补的。在1814—1815年的和平缔造者心中，除非存在领土意义上的均势，否则欧洲协调体系将无法奏效”⁴。欧洲协调体系甚至影响了联盟的模式。1815年11月20日，奥地利、普鲁士、俄国和英国在巴黎签订条约，组建四国同盟。这一同盟不是一个典型的军事联盟，其目的是防止任何扩张主义势力再次威胁欧洲秩序以及国家独立，就像拿破仑统治下的法国所做的那样。四国同盟的运行机制包括定期召开包括法国在内的大国领导人会议，以解决争端并防止利用军事力量改变均势的行为。四国同盟的大多数会议是临时举行的，因为欧洲协调体系从未建立过正式的制度性机制。⁵这种弹性的制度维度将欧洲协调体系与简单的硬制衡区分开来。大多数现实主义学者很少关注均势中的这种非军事制度维度。自由主义学者强调制度的自由主义维度，而建构主义者则特别关注欧洲协调的规范层面。⁶虽然这两种路径各有优势，但我认为，欧洲协调的双重性质——物质维度和规范维度——要求我们用一种折衷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

欧洲协调体系建立的主要基础是欧洲大国通过制度性和规范性约束进行的自我束缚，其目的是加强彼此之间的硬制衡和软制衡。对大国来说，这可能是在当时建立制度性约束最成功的试验。欧洲协调包括国内和地区层次的政治安排以及监督、管理和制裁机构。它还制定了管理国家行为的程序、规则和规范。⁷换句话说，英国外务大臣卡斯尔雷子爵（Viscount Castlereagh）、奥地利首席部长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王子（Prince Clemens von Metternich）、法国大使夏尔·莫里斯·塔列朗-佩里戈尔（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ld，众所周知的塔列朗）、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 Ⅰ）以及普鲁士外交代表等人找到了一种自我约束的方式。正如霍尔斯蒂所说，他们创造了一种机制来“抑制或管理自己的野心”⁸。外交史学家保罗·施罗德（Paul Schroeder）正确地指出，这种制度化的均势体系打破了18世纪国家间制衡的先例以及这一时期的其他政治实践。⁹正如约翰·伊肯伯里解释的那样，《维也纳条约》利用了早期的机制——对权力的限制、领土和权力的重新分配、反制衡以及强化国家自治，但是在制度方面是全新的。由此形成了一种“展现出‘缔约承诺’（pactum de Controhendo）——约束性条约——特征”的独特安排。¹⁰

欧洲协调体系以大国间的合法性原则为基础，体系中稳定的国家间关系表现出各国对这种合法性的广泛接受。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说，在接受了这一体系的前提安排后，各国更倾向于寻求自我调整，而不是试图推翻它。¹¹在这些改进措施没有效果的情况下，我们经常看到英国之手，它相信硬制衡的有效性，并且倾向于根据需要结盟和再结盟的情形。¹²它将自己视为欧洲的“平衡手”，在需要时会为了维持欧洲大陆的均衡而变换联盟。欧洲协调体系取得的短暂而又关键的成功表明，硬制衡不是自动生成的，而是人为的，并且可以通过软制衡加以补充。英国对欧洲协调体系的某些方面的反对也表明，一个大国可能会为了自身的政治利益而破坏一个制度性秩序。

保守大国试图确立的合法性建立在国际法之上，因为国际法是由它们缔造的。然而，它们的这种意愿并非基于对正义、平等或人民意志的强烈情感，而是基于马基雅维利的现实政治。因此，任何对欧洲协调体系的诚实评估都需要考虑其现实主义根源。除了革命主义国家外，欧洲协调体系并不关注任何国家的政治特征，并且赋予少数大国及其统治者以确定国际秩序性质的权利。¹³亨利·基辛格承认，欧洲协调并非基于正义原则，相对安全的原则意味着需要为了更大的利益而损害一些国家的安全。¹⁴大国不关心小国，这些小国只能“事后批准大国所做的权威决定”。尽管名义上的平等得以维持，但所有至关重要的决定事实上都是由大国做出的。¹⁵大国同时也采取硬制衡——在有所限制的条件下，但被期待辅之以依赖于制度性和规范性约束的软制衡手段。然而，它们维持均势的方式并不总是与欧洲协调之前或这一体系崩溃后一样。

尽管这些大国为了维护国际秩序而团结一致，但它们支持欧洲协调体系的动机却有所不同。英国希望建立一种普遍均衡，以防止大陆战争，作为一个拥有强大海军的岛国，它对维护自己的安全很有信心。奥地利的梅特涅将自己视为均势体系的合法监护人，他试图阻止欧洲的革命动荡，声称为了维护整个多民族帝国的社会稳定有权利进行干涉。¹⁶

经常有人会问，欧洲协调体系如何成功制止了欧洲列强之间的大战。从1815年到19世纪末，欧洲只发生过四场战争，而且这些战争的目标、规模和持续时间都有限。此外，这些冲突均没有威胁到大国的生存。即使处于遭到削弱的状态下，欧洲协调也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避免了欧洲大国间的直接战争。可以肯定的是，长期和平对边缘地区几乎没有影响，那里的冲突仍然持续不减——通常是一个欧洲殖民国家对抗另一个殖民国家或对抗当地的势力。但是，在欧洲大陆内，冲突明显减少。正如霍尔斯蒂所说，在维也纳会议之后的99年间（1815—1914年），冲突和武装干涉的发生率比18世纪降低了13%。¹⁷

霍尔斯蒂将欧洲协调的成功描述为是以国内反对为代价的自我克制的结果：“英国为了在《维也纳条约》中建立总体均势而放弃了殖民地；弗朗索瓦·皮埃尔·纪尧姆·基佐（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Guizot）的温和政策以及对法国修正主义目标的放弃，亚历山大对国家统一的忠诚感，以及尽管面临来自沙皇政府的民族主义和军事集团要求扩张的巨大压力，亚历山大和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还是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而对俄国在希腊以及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的雄心做出了牺牲。”¹⁸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讲，究竟是什么因素造就了欧洲协调的成功？欧洲协调体系下普遍的相对和平反映了一系列因素：将所有大国囊括在内；领导人决定将这一制度作为防止未来滥用权力的机制，而不是严厉惩罚失败者和永久性维持特定权力分配的手段；尊重（在有限范围内）各国追求国际地位的愿望；促进大国间频繁交往——并由此将其社会化——的制度性机制；一种灵活的制度化方式；以及没有大国在欧洲寻求绝对征服的事实。霍尔斯蒂还指出了另外两个因素：缺乏有利于快速攻占领土的武器制造技术，以及大国普遍具有保守性，这抑制了在20世纪盛行的高度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¹⁹

欧洲协调成功的一个方面是，它体现了拿破仑战争的战胜国通过创建一个旨在解决冲突的制度性和规范性机制来防止这种霸权征服的努力。它不是为了惩罚战败国而创建的。1814年5月签订的《巴黎条约》没有要求重新掌权的法国君主路易十八（Louis ⅩⅧ）提供巨额赔偿。虽然法国失去了一些海外领土，但它可以保留1792年1月之前占领的区域，甚至还控制了一些新的飞地。英国和德国没能从法国那里获得赔偿；路易十八明确表示不愿支付任何财政赔偿，其他大国最后甚至允许法国保留拿破仑军队掠夺的艺术珍品。²⁰战胜国还将法国纳入领土划分问题的考虑之中。虽然战胜国最初希望由自己掌握这些决定权，但它们担心法国会组织小国进行反对。关键在于，为了服从于维护国际秩序这一更大的目标，战胜国克制了对失败国进行报复和惩罚的冲动。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须要防止法国由于过度弱小而无法扮演一个有意义的大国角色。²¹

与18世纪的做法相反，1815年后的欧洲大国并没有在赋予自己以维护体系的特殊权利和责任的同时，试图摧毁或削弱其他大国的地位。相反，它们试图维持其他大国的领土、地位和重要利益。它们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条约和外交惯例，以及不干涉彼此内政的承诺来实现这一目标。大国愿意遵守限制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这有助于从总体上维护和平。²²例如，在1866年普鲁士和奥地利的七周战争期间，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King William Ⅰ）的顾问奥托·冯·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坚持不羞辱奥地利。普鲁士在维也纳没有举行胜利游行，战争在普鲁士实现其有限目标之时就结束了。²³

欧洲协调体系成功的另一个方面是基于合法性的制度性机制。由《巴黎条约》确定的1814—1815年维也纳方案有三项核心原则：“对战胜国的赔偿、合法性以及均势。”²⁴尽管塔列朗认为完美的均衡是不可能的，但均势的概念还是得到了梅特涅、卡斯尔雷和塔列朗的大力支持。梅特涅和卡斯尔雷认为，领土、人口和资源的均衡会将战争发生的可能性降至最低。²⁵虽然塔列朗持怀疑态度，但制度性安排还是成为维持均势的关键。

大国的领导人还希望建立一个执行机构，以应对均势的威胁。1814年3月的《肖蒙条约》对这样的安排做出了规定，1815年11月组建的四国同盟则呼吁定期召开外交部长会议来处理和平问题。在各国君主的压力之下，四国同盟对受到自由主义革命威胁的国家进行干涉，尽管英国持反对意见，但这种分歧并没有导致欧洲协调体系崩溃。英国出席了所有讨论国际危机的外交部长会议。²⁶所有大国的参与以及联合决策的模式有助于国家间合作，因为这会使任何违背承诺的国家承担声誉上的成本。²⁷尽管欧洲协调是一个制度化的体系，但它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它阻止了僵化的正式联盟的形成。它是分散的和自我调节的，并且所有大国对体系的管理都负有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欧洲大陆冲突的减少以牺牲周边国家为代价。可供扩张的殖民地降低了竞争的零和性，但在大部分殖民地都被占领之后，政治家们重新开始以零和思维看待竞争。²⁸

软制衡和硬制衡手段通常被结合使用以防止战争。正如马修·伦德尔（Matthew Rendall）指出的，会议外交机制促进了大国之间的讨价还价，可能有助于使各国外交官的观点趋于一致。²⁹例如，在19世纪30年代初，比利时反抗荷兰统治，五大国没有为了自身的利益而进行单边干涉，而是在1831年间四次召开会议来讨论武装干涉。最终，它们在冲突蔓延到其他地区之前找到了解决办法。³⁰其他观察家同意伦德尔的观点，认为通过扮演安全制度的角色，欧洲协调帮助大国在这类问题上达成一致。³¹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欧洲协调体系不会面临任何危机，也不意味着大国能够避免所有的单边干涉。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无法达成一致——伦德尔引用了19世纪20年代法国对西班牙的干涉和俄国对土耳其的干涉，1832年英国和法国强制荷兰接受一项条约解决方案，以及1833年俄国（不顾法国的反对）决定向博斯普鲁斯海峡派遣军队。他指出，“1840年奥地利和英国对叙利亚的干涉旨在驱逐穆罕默德·阿里帕夏（Mehemet Ali Pasha），这一行为激怒了法国，许多人担心一场欧洲战争可能由此爆发”，不过最终没有成为现实。³²

欧洲协调体系也鼓励大国采取不仅在国内得到支持，而且其他国家也可以接受的政策。欧洲协调因俄国在这一时期的克制而受到称赞。在1821—1829年的希腊革命期间，俄国等待了七年才决定进行干涉，并且最终与奥斯曼帝国签订了和平条约，用伦德尔的话说，这一条约“基本上恢复了欧洲的现状”。亚历山大一世统治时期的俄国没有利用其明显的物质优势来谋求霸权，相反，俄国表现得非常克制，保罗·施罗德将这一点归功于“道德原则”。³³他认为，俄国的温和不是由硬制衡导致的，而是因为俄国需要说服奥地利和普鲁士这两个朋友和盟友，在波兰和土耳其的问题上需要得到它们的帮助。³⁴尽管俄国在这一时期热衷于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它将合法性视为国际关系的一个关键原则。

欧洲协调体系的强约束力形式持续了不到10年，它在之后的30年间以弱约束力的形式得以存续。然而，欧洲协调之后的硬制衡政治在维持和平方面的记录更加糟糕。欧洲的均势未能阻止英国的帕默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和法国的拿破仑三世（Napoleon Ⅲ）加入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也未能阻止皮埃蒙特的卡米洛·奔索·加富尔伯爵（Count Camillo Cavour）在1859年与奥地利开战，以及俾斯麦发动德国统一战争（1864—1871年）。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英国试图阻止俄罗斯扩张其领土。在后欧洲协调时代，大国的硬制衡更多是战争的催化剂，而不是预防战争的手段。

克里米亚战争既是硬制衡的失败，也是软制衡的失败。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决定将俄国从英国、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的神圣同盟中隔离出来，这是引发战争前夕危机的主要催化剂。法国成功要求奥斯曼帝国用天主教僧侣替换负责管理耶路撒冷周边基督教圣地的东正教神职人员，这激怒了俄国。1853年2月，沙皇尼古拉派遣缅希科夫王子（Prince Menshikov）前往伊斯坦布尔执行一项特殊的任务，要求解雇任命天主教徒控制耶路撒冷的部长，并坚持保护土耳其的东正教公民。但在这次任务失败后，俄国接管了土耳其的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³⁵

英国、奥地利和普鲁士都担心俄国有控制奥斯曼帝国领土的野心。1853年7月在维也纳举行的一次会议上，俄国对土耳其的让步做出了解释，但遭到英国和法国的强烈反对，导致会议未能达成一致。同年10月，土耳其向俄国宣战，俄国以摧毁土耳其在锡诺普的舰队作为回应。这给英国和法国施加了压力，迫使它们于1854年9月派遣远征军前往塞瓦斯托波尔，这是俄国黑海舰队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基地。虽然英国有意发动一场有限战争来维护欧洲秩序，但法国却寻求改变这一秩序。最终，由于普鲁士和奥地利拒绝采取行动，俄国遭遇失败；相反，普鲁士和奥地利加入了英法同盟。³⁶土耳其对于领土的控制遭到进一步削弱，导致了重大的领土变更。

为什么欧洲协调体系未能阻止克里米亚战争？因为软制衡的手段不再有效。法国和俄国都不担心发动战争会因为违反欧洲协调的原则——即任何国家的行动都不能以牺牲其他国家为代价——而损害自己的声誉。另一方面，法国采取的是高强度的硬制衡策略，因此试图分裂欧洲同盟，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利益偏好重塑这些联盟。最终，软制衡失败了，而硬制衡也没能创造和平。从某种意义上说，克里米亚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源于奥斯曼帝国的长期衰落以及其他大国争夺土耳其的领土及影响力的野心。一旦战争爆发，尼古拉一世、拿破仑三世和英国政府出于国家声誉考虑都不会撤退。正如A. J. P.泰勒（A. J. P. Taylor）所说：“为了俄国的安全，尼古拉需要一个屈从的土耳其；为了自己的国内地位，拿破仑需要获胜；为了保护东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英国政府需要一个独立的土耳其……相互之间的恐惧，而非互相侵略，最终引发了克里米亚战争。”³⁷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恩菲尔德式步枪等新型武器的发展，电报、铁路和轮船等物流运输技术的创新，以及单边获益的诱惑（尤其是对俄国而言），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大国普遍丧失了对维也纳精神的遵从。软制衡机制的逐渐衰退以及硬制衡的失败导致欧洲大国陷入了一场大战。

欧洲协调体系成功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与有利于实施软制衡战略的条件相匹配。拿破仑战争结束之后形成的联盟是防御性和现状导向的，不是为了控制欧洲。比如，俄国对领土现状相对满意。虽然它试图控制土耳其的国内政治，但这样做是出于防御性原因。³⁸由于不存在现实的威胁，大国承认彼此之间的安全相互依赖，并“自觉地进行自律，以避免破坏整个体系”³⁹。欧洲协调体系在特定时期内成功避免了冲突，这也表明，当联盟具有灵活性、大国的目标不那么极端时，制度性机制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如果大国在物质和地位层面都能从体系中获益，它们更有可能维护这一体系。施罗德认为，19世纪的大国竞争“就像在寡头垄断工业时期争夺市场份额一样”⁴⁰。总的来说，大国能从维持体系稳定中获得许多利益。

同样地，如果一个大国感觉自己没有更大的空间来扩展影响范围和经济利益，它可能会借助军事手段挑战秩序。硬制衡没有阻止20世纪的战争（甚至没有降低其激烈程度），它也不是欧洲协调体系之前的和平之源。均势的支持者和反对者都对此表示不满。早在1711年，亚历山大·波普（Alexander Pope）就警告说：“在欧洲当前的均势中，没有任何一方占上风，因为天平的两端都没有留下任何东西。”⁴¹或者正如埃尔罗德（Elrod）所言：“均势政治——一种对抗的政治——产生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国际紧张局势，制造了越来越严峻的武装冲突，并且逐渐激发了极端的侵略计划。它既没有维持和平，也没有维持主权国家的独立；到法国大革命时期，国际体系已经彻底崩溃了。”⁴²正如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者所争辩的那样，硬制衡不仅没有维持体系稳定，而且往往会加剧紧张局势和侵略性。虽然存在这些缺点，但政治家们仍然会受到硬制衡的诱惑，因为这是他们对抗威胁国家的一种手段。

19世纪长和平的终结

欧洲协调体系不是永久的，在它衰败之后，大国重新恢复了硬制衡战略。危机和战争打乱了欧洲秩序，19世纪的长和平也在1914年7月宣告终结。一些人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反映了均势体系的崩溃。另外一些人则认为，战争的原因更多在于大国无视了它们自己为预防战争而创建的制度，以及由于错误估计和误读对手的实力和意图，大国重新回归零和竞争。

德国是破坏欧洲秩序的罪魁祸首，它在短期内迅速成长为一个世界强国。在1871年实现统一后，德国在俾斯麦治下开始了一项通过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实现全球霸权的大规模计划。俾斯麦于1879年开始建立军事联盟，并最终构建了奥德同盟来对抗俄国。1882年，德国与意大利签署了一项旨在防御法国进攻的条约，与此同时，德国还针对俄国可能发起的袭击与罗马尼亚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这两个条约都威胁到了法国和俄国的安全利益。到了1894年，两个联盟已经形成：德国、奥匈帝国和意大利组建的三国同盟，以及法国和俄国组建的两国同盟——两者都会在成员国遭到攻击时提供军事支持。⁴³这两个硬制衡联盟可能在表面上创造了一种短暂的稳定，但它们也暴露出了依赖紧密军事联盟的风险。到了19世纪80年代早期，欧洲大国为非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新领土展开了激烈竞争。⁴⁴

德国的民族主义因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 Ⅱ）积极主张德国的全球霸权野心而变得具有侵略性，但在此之前，俾斯麦的战略都是成功的。奥匈帝国为追求全球霸权而决定加入德国，这使欧洲建立起一个两极联盟体系。法国、英国和俄国对德国领导的联盟进行了高强度的硬制衡，这使德国领导人变得更加好战，联盟因此变得更加僵化，像1911年摩洛哥危机，类似的危机则进一步强化了大国之间的不信任。⁴⁵均势理论告诉我们，这些完备的军事联盟应该足以维护和平，但事实并非如此。正如贝纳多特·施米特（Bernadotte Schmitt）所说：“三国同盟和三国协约造成的欧洲分裂将各种争端和势力汇聚一体，竞相争夺均势；战争最终于1914年爆发，因为两个对立集团之间的界限第一次变得如此明确，在没有看到均势明显有利于另一方时，双方都不会在塞尔维亚问题上屈服。”⁴⁶

这场战争的导火索是在波斯尼亚的萨拉热窝市发生的暗杀奥地利费迪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事件。但战争的准备工作已经持续了30年。由于害怕自己的地位会因对手的成长而受到削弱，这些大国在1914年均面临战争的风险。⁴⁷根据当时的军事理论，技术和交通领域的发展使得进攻性武器和进攻学说变得必要，这为那些能够首先发动攻击的国家提供了巨大的优势，也在欧洲列强之间创造了一股“崇尚进攻”的潮流。⁴⁸这种状况使得均势在大国眼中只是一种短暂的状态，抓住战略机遇的压力迫使它们陷入了灾难性冲突。

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约3700万人伤亡，并且重塑了欧洲版图。⁴⁹但是，这场“结束所有战争的战争”并未产生预期的和平。大国忽视了1815年维也纳方案以及欧洲协调体系中的许多教训，它们对德国的惩罚与一个世纪前巴黎和维也纳的政治家们对后拿破仑时期的法国所实施的惩罚完全不同。《凡尔赛条约》对德国提出了严厉的惩罚要求，但战胜国却没有将德国纳入欧洲秩序。因此，它们未能创造和平，这场激烈的战争——即便在结束之后——也让欧洲各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德国被视为唯一的侵略者，承担了所有的经济赔偿责任，在德国和俄国之间分离出了一些新的、种族分裂的国家，这些国家同样面临着协约国的干涉。⁵⁰总之，各方都缺乏谨慎和有远见的治国方略。

国际联盟

虽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和平方案与1815年的方案完全不同，但这场战争确实见证了一个旨在建立国家间集体安全体系的新制度的创建。国际联盟在1919年巴黎会议的讨论中兴起，成立于1920年1月。这是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提出的“十四点计划”之一，但由于共和党在参议院的反对，美国从未加入这一制度。⁵¹虽然威尔逊试图避开欧洲的均势观念，但国际联盟的缔造者还是从欧洲协调体系中获得了一些灵感，包括将大国视为全球安全的保护者。《国际联盟盟约》由若干关于避免战争、和平解决争端，以及对侵略者的外交、法律、经济和军事制裁的条款所组成。⁵²

战胜国对战后和平方案的看法并不一致。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不赞同威尔逊提出的国际联盟提议，他要求恢复以联盟为基础的均势体系，并且永久性削减德国的军事力量。尽管英国首相戴维·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最初支持采取一种更为温和的方案，但他最终也选择支持克列孟梭。⁵³虽然存在反对意见，但国际联盟还是顺利成立，并且赋予主要大国以关键决定的否决权。《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界定了集体安全的概念：“国际联盟成员承诺尊重和维护所有成员的领土完整和现有的政治独立，并共同反对外来侵略。如果发生此类侵略，或面临此类侵略的威胁或危险时，理事会应当就如何履行这项义务提出相应的建议。”⁵⁴

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原则规定了成员的义务，却没有强大的法律效力来强制要求各国履行。虽然国际联盟的原则要求制裁侵略行为，但是成员们没有就互相提供援助做出正式承诺。这实际上使集体安全规定无效。这一原则还反映了威尔逊的立场，他认为“法律和道德制度不容易被强加于社会，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制度约束和义务必须成长和发展”⁵⁵。

威尔逊强烈批判均势思想，认为协约国士兵“为废除旧秩序并建立一个新秩序而战，而旧秩序的中心和特征就是我们称为‘均势’的古老思想——在这种思想中，均势由竞争性利益的不稳定均衡所决定；均势由对猜疑的警惕和利益对抗所维持，尽管它通常是隐藏的，但却根深蒂固”⁵⁶。威尔逊想用“权力共同体”取代均势，意味着任何侵略者都将面对所有国家的压倒性力量，而在一个均势体系中，侵略者“只面临由直接利益受到威胁的国家组成的联盟所产生的偶然、微弱的威慑”⁵⁷。他确信，《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将以外交和经济抵制作为主要的执法工具来制止侵略行为。

为了争取国会批准《凡尔赛条约》和国际联盟，威尔逊对印第安纳波利斯的民众说：“最糟糕的事是逍遥法外。最可怕的事是被绝对孤立。”军事行动“在外围地带展开。战争是次要的威胁”。⁵⁸1919年9月，他在短短22天时间里在美国各地发表了40次演讲，这给他已经恶化的健康状况带来了极大压力。同年10月，他遭受了一场严重的中风，因而不得不放弃进一步的竞选活动。⁵⁹1920年3月，参议院没有批准美国加入国际联盟，这也导致美国在国际联盟存续期间一直没有加入。威尔逊所设想的肯定算得上是软制衡：他赞成将国际联盟的集体安全以及否定合法性作为对侵略行为的回应，并且强烈反对欧洲列强的硬制衡战略。他的目的是借助国际制度来制约大国的行为，从而防止战争的爆发。

德国的复兴与制衡努力

德国在1914年发动了一场考虑不周的战争，在自己和盟国遭受惨重损失后，德国不得不于1918年11月通过停战协议表示投降。协约国强加给德国的制裁措施进一步疏远了德国的民众和精英。德国以希特勒的崛起以及迅速地重新武装作为对这种羞辱的回应。协约国则同时使用硬制衡和软制衡战略进行回击。国际关系学者经常争辩说，由于20世纪30年代盛行的均势体系未能阻止战争，因此需要现状大国采取更高强度的制衡行为。⁶⁰但是人们很少意识到，协约国试图同时借助硬制衡和软制衡的手段来制约德国的力量和威胁行为。软制衡行为虽然是偶然的，但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国际联盟实现的。针对德国盟友日本所实施的软制衡行为包括经济制裁和缔结不平等的军控协议。最终，这两类制衡行为都失败了。修正主义国家决心改变国际权力结构，认为现状国家只是试图维持自己的权力，并且剥夺了新兴崛起国家应得的财富、地位和权力。

国际联盟是制衡和抑制德国复兴的关键制度工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相信，它们可以通过国际联盟对德国实施惩罚性制裁，索取1919年和平方案所规定的赔偿金。然而，它们的分歧在于，国际联盟应该成为实现和平的手段，还是对被征服者施加和平条件的手段。英国领导人认为，《国际联盟盟约》为建立一个道德共同体提供了一种类似宪法的工具。英国热衷于将德国重新纳入欧洲，就像法国在拿破仑战争之后通过欧洲协调体系重新融入欧洲那样，因此形成了一种利用制度实现均势的双重手段。⁶¹英国领导人预计，希特勒可以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得到接纳，就像以前的大国一样。⁶²另一方面，法国将国际联盟视为一个防御性联盟，认为其目的是使1919年的和平方案永久化。⁶³法国计划利用硬制衡和软制衡手段来阻止德国重新成为大国，因此它寻求与英国合作，并支持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组建的小协约国。

在支付赔偿金之前，德国受到《凡尔赛条约》的战争罪责条款和法国占领鲁尔工业区的严重伤害。德国的民主政治是其中最重要的牺牲品。⁶⁴《凡尔赛条约》的“莱茵兰条款”旨在削弱德国的军事能力，并在德国与战胜国之间建立永远的不对称关系。这一条约的第42条和第43条将莱茵兰从德国的主权控制中移除，剥夺德国在莱茵河以西或沿河东岸维持军事力量（军队或防御工事）的权利。⁶⁵

法国最初的想法是通过建立法英联盟来惩罚德国和执行《凡尔赛条约》，但这一想法最终让位于更多依赖多边手段，尤其是国际联盟作为执法机制。通过采用国际联盟的框架，德国在基于规则的多边体系中受到法律和政治上的约束，这也保证对《凡尔赛条约》的修订必须考虑法国的安全问题。⁶⁶当法国发现自己无法组建必要的军事联盟来限制德国时，它们寻求通过制度手段进行制衡。法国的担忧主要是安全领域的，而英国的担忧则主要是经济领域的。英国感兴趣的是利用制度限制德国，以及迅速恢复德国作为英国第二大出口市场。英国公众也对战争产生了强烈反感，他们不希望与法国建立全面同盟，因为这可能将英国拖入另一场欧洲冲突之中。⁶⁷

因此，国际联盟被视为传统均势政治的替代品，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法国和英国的大战略中发挥了关键作用。法国用它来限制德国重新武装，并从英国那里获得安全保障，而英国则利用国际联盟内的裁军谈判在不必重新武装自己的情况下遏制德国的复兴。⁶⁸然而，可以理解的是，意大利、日本和德国三个修正主义大国试图削弱国际联盟的强制力以及对它们扩张主义政策的干涉。特别是德国寻求减轻赔偿和取消对其军备和领土扩张的限制。⁶⁹美国的自我孤立，苏联的隔离，以及最初对战败国（特别是德国）的疏远，进一步限制了国际联盟的作用。⁷⁰由于国际联盟无法应对反复出现的小国间危机，因而东欧未解决的领土问题进一步对国际联盟形成了压力。

国际联盟在给各国施加制度性牵制方面取得了一些较小的成功。1924年，国际联盟成员缔结了和平解决争端的议定书，而1925年的《洛迦诺公约》则允许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在理事会中占有一席。国际联盟促成谈判解决了诸如希腊和保加利亚之间的小争端，推动了1922年《华盛顿海军裁军条约》的后续会议。⁷¹此后，国际联盟在对意大利实施软制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轴心国的另一个成员德国则决心打破欧洲秩序。

对意大利的软制衡

1935年10月，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统治下的意大利入侵并占领阿比西尼亚（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这是一个自1855年以来就由海尔·塞拉西皇帝（Emperor Haile Selassie）及其前任统治的独立国家。自1934年12月沃尔沃事件（Wal-Wal incident）爆发以来，这场危机一直处在酝酿之中。在沃尔沃事件中，大约30名意大利士兵和90名阿比西尼亚士兵在意大利索马里兰和阿比西尼亚的欧加登省边界冲突中死亡。墨索里尼要求赔偿，并且拒绝阿比西尼亚的仲裁提议。随着意大利入侵计划的制定，英国和法国试图通过满足意大利的多项要求来缓和危机。1935年1月，阿比西尼亚向国际联盟提出仲裁申请，尽管不情愿，但意大利还是在5月同意了仲裁。国际联盟认为双方都无罪，这一裁决显然怂恿墨索里尼采取进一步行动。

1935年10月，意大利对阿比西尼亚发动侵略，但很快遭到国际联盟理事会的谴责。大约50个国家共同参加了一次特别会议，决定根据《国际联盟盟约》第16条对意大利实施经济制裁，理事会通过程序上的设计避免了意大利投出否决票。制裁包括禁止向意大利出口、进行转口贸易以及运输所有武器和弹药；切断贷款和信贷；禁止进口意大利种植或生产的商品；禁止向意大利出售橡胶、铝土矿、铁矿石、铬和锡等战略性战争原料。⁷²但是，意大利仍然可以购买石油、钢铁和煤炭，没有国家断绝与意大利的外交关系，而且意大利军队和战舰可以通过苏伊士运河。⁷³

英国最初对意大利持宽容态度，因为它希望阻止墨索里尼加入希特勒的联盟。英国认为，均势比国际联盟或阿比西尼亚的领土完整更为重要。墨索里尼获得了一份英国的备忘录，其中声明：“英国在阿比西尼亚或周边国家不存在足以迫使英国政府抵制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的重大利益。”⁷⁴除了允许意大利军队通过苏伊士运河之外，英国还允许意大利的飞机在其索马里兰的基地补充燃油，英国控制的苏丹粮仓还被用来为意大利士兵提供粮食，英伊石油公司也继续向意大利供应石油。墨索里尼本人承认，石油禁运可能会迫使他退出阿比西尼亚。⁷⁵英国甚至反对罗马尼亚和俄国这两个意大利石油供应国对其实施制裁。正如英国新上任的外交大臣塞缪尔·霍尔（Samuel Hoare）向内阁解释的那样，他担心石油禁运只会鼓励墨索里尼采取“疯狗”行动来进攻法国。⁷⁶霍尔和法国外交部部长皮埃尔·赖伐尔（Pierre Laval）同意采取两手准备：进行“最耐心和谨慎的谈判，以使墨索里尼站在同盟国一方”，同时“在日内瓦（国际联盟）建立一个统一战线，以作为对德国侵略行为的必要威慑”。⁷⁷

英国和法国的秘密计划遭到泄露，它们本打算允许意大利占领阿比西尼亚领土的三分之二（约6万平方英里），作为交换，阿比西尼亚被允许保留一个通往出海口的3000平方英里的狭长地带。秘密计划的泄露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霍尔被迫辞职。⁷⁸据称，英国和法国试图拖延国际联盟对意大利的行动，而英国并不热衷于实施制裁。⁷⁹张伯伦于1938年4月最终签署了英意复活节协定，允许墨索里尼征服阿比西尼亚，支持意大利派遣大约8万人的军队参与西班牙内战，支持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的右翼党派。⁸⁰

英国和法国都希望阻止意大利与德国联盟，并且出于不同的考虑希望墨索里尼加入它们的联盟。在目睹了希特勒1933年抛弃国际联盟和《凡尔赛条约》，重新开展军事化行动之后，许多法国领导人和法国海军希望建立法意同盟。外交部部长皮埃尔·赖伐尔后来于1931年和1935年两次担任总理，他在当时希望将意大利作为第二战线以及向东欧提供武器和原料的通道。拉瓦尔希望终结与意大利的敌对关系，这样一来法国就可以从意大利边境撤回大约17个师，重新部署在“马奇诺防线以北防御不足的地方”⁸¹。这个期待也降低了法国对意大利采取严厉措施的偏好。有些人甚至怀疑英国和法国在1934年的斯特雷萨会议上默许了意大利在东非的扩张。⁸²例如，为了换取意大利对奥地利主权的支持，法国于1935年1月与意大利签署《法意协议》，让意大利在阿比西尼亚自由行动。但是，英国支持对意大利实施制裁的决定迫使法国支持英国，这也终结了意大利与法国结盟的前景。1936年10月，墨索里尼和希特勒组建了轴心国同盟。⁸³

与此同时，意大利占领军和阿比西尼亚部队继续发生冲突。1936年5月，意大利占领亚的斯亚贝巴，墨索里尼宣称自己是阿比西尼亚皇帝。海尔·塞拉西皇帝请求国际联盟理事会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但理事会置若罔闻。战争期间，意大利甚至在阿比西尼亚使用了化学武器，但国际联盟没有对此做出回应，显示了这一制度的缺陷。

同盟国在阿比西尼亚冲突期间对意大利法西斯做出的回应主要表现为软制衡：经济制裁和通过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条款采取的其他措施。在阻止意大利侵略的过程中，硬制衡联盟并没有出现。这也不是追随，因为国际联盟确实批准了一些制裁——这是它第一次实施此类制裁。国际联盟成员认为，这些措施将制约墨索里尼的行为，迫使他撤退，并阻止他进一步实施侵略。但是，这些制裁的影响有限，仅造成意大利的出口减少三分之一，意大利里拉贬值，以及意大利黄金储备减少。⁸⁴

但是，几个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些措施失效：国际联盟缺乏集体安全的执法机制、同盟国的国内政治状况以及大萧条。法国和英国在制裁的有效性方面存在分歧。法国担心这些制裁措施会激怒法国国内支持法西斯的集团，并削弱法国法郎的地位；而英国则担心如果不对墨索里尼进行抑制，那么他可能利用军事手段进攻意大利的邻国。墨索里尼敏锐地利用了英法的这些焦虑，他一方面威胁发动战争，另一方面又暗示愿意妥协。国际联盟主导的制裁激起了意大利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加强了意大利国内对墨索里尼绝对统治的支持。阿比西尼亚的战争在意大利民众中得到广泛支持，他们越来越多地要求实施自给自足的政策，并要求强化国家对经济的控制。这导致意大利变得更加仇外，其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变得更具侵略性。⁸⁵

由于未能阻止意大利征服阿比西尼亚，也没有对意大利施加集体安全条款，国际联盟破坏了其作为软制衡手段的可信度。国际联盟确实制定了有限的制裁措施，但这不足以制止意大利的侵略，反而将意大利推向德国，德国则取代英国成了意大利的主要煤炭供应国。德意同盟通过1939年的《钢铁条约》得以正式确立，这强化了德国对意大利的影响力，同时弱化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的限制。⁸⁶一些学者认为，在1922年至阿比西尼亚战争（1935—1936年）期间，意大利法西斯对修正主义政策没有多大兴趣。但是，这场战争导致意大利的转变，到1939年2月，意大利已经采取一种全面的修正主义战略。墨索里尼对其国内统治的不安全感是其中的部分原因，但希特勒对意大利修正主义目标的支持，以及墨索里尼认定英国和法国缺乏抵抗其领土扩张的能力和意愿，也影响了墨索里尼的决定。⁸⁷正如乔治·贝尔（George W. Baer）所说，通过“在非洲的胜利以及对国际联盟的胜利，墨索里尼也取得了国内的胜利。制裁以及世界的指责使得战争的观念在意大利流行起来。墨索里尼的新罗马帝国宣言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个伟大时刻”⁸⁸。

硬制衡战略的实施也破坏了经济制裁这一关键的软制衡战略。英国担心希特勒可能会袭击奥地利，同盟国则认为可以说服墨索里尼加入它们，从而阻止这一行动。希特勒在1936年谴责了《洛迦诺公约》，并占领了莱茵兰，这改变了欧洲的均势。同年5月，意大利完成对阿比西尼亚的占领，国际联盟在7月撤销了制裁。⁸⁹由于未能阻止意大利，国际联盟也在1938年的慕尼黑危机期间再次失败，当时，国际联盟做出的决议虽然促使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宣告了“我们时代的和平”，但却没有存在多久。5个月后，1939年，国际联盟及其集体安全条款彻底崩溃。⁹⁰

这个案例表明，对目标国家与另一个对手组建硬制衡同盟的恐惧会影响软制衡手段的效果。然而不幸的是，硬制衡也失败了：同盟国无法让墨索里尼加入它们的联盟来对抗德国。它们没有兴趣在一个非洲国家抗击意大利，并且在希特勒发动持续猛攻之前，同盟国的许多成员自身就会很快衰弱。这个案例还表明，依靠制度性机制和制裁的软制衡可能会产生与预期相反的结果，引起目标国家更具侵略性的民族主义行为。另一方面，政权性质、意识形态和战略目标都会影响软制衡的成功。最后，意大利的案例表明了有效协调的重要性。制裁国家无法协调彼此的行动，这明显削弱了制裁的效果，而墨索里尼则巧妙地利用了同盟国之间的分歧。因此，促成软制衡所必需的条件在这个案例中并不存在。领土完整规范的缺乏、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存在、发动进攻的军事能力以及制度在意大利领导人眼中的弱合法性都限制了软制衡的有效性。

对日本的软制衡

国际联盟也是同盟国对日益崛起的日本实施软制衡的关键制度，日本对中国进行了侵略性扩张。对日本实施软制衡的第二个制度是西方列强为限制日本的海军建设而强加给日本的军控机制。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努力在亚洲范围内争取对其大国地位的认可，但最终失败了。整个20世纪20年代，在日本占领满洲的问题上，中日两国之间的摩擦持续加深。在1931年9月的满洲事件之后，同盟国开始通过国际联盟对日本实施软制衡。

1905年签订《朴茨茅斯条约》赋予日本在沈阳建立一条铁路的有限权利。1931年9月18日，这段铁路发生爆炸，日本关东军趁机迅速占领了这座城市，进而引发了中国的危机，当时的中国由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统治。日本占领军在没有得到东京命令的情况下自行采取行动，主要目的是阻止日本的文职领导人与中国和解。⁹¹中国适当地向国际联盟提出了申诉，因此理事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其中包括日本和中国做出的保证。日本表示，它“对满洲没有任何领土上的幻想”，并且会将军队撤回到铁路区，而中国政府则承诺保护日本国民在这一区域之外的安全。⁹²在“沈阳事变”的诡计之下，日本军队全面入侵满洲，并最终在那里建立起傀儡政权。10月24日，尽管日本投了唯一的反对票，理事会还是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日本军队在三周内撤军——日本完全无视这一命令。⁹³

12月10日，理事会任命英国的维克托·布尔沃-李顿伯爵（Lord Victor Bulwer-Lytton）进行调查。但是，当安理会正在审理这一争端时，日本军队进一步巩固其阵地，并于1932年3月在被占领的满洲建立了一个名为伪满洲国的傀儡国，任命中国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为名义上的元首。9月提交给国际联盟的《李顿报告》否认了日本对入侵的辩护。这一报告指出，大部分满洲人民拒绝承认伪满洲国政权，该报告呼吁将满洲建立为中国的自治区。⁹⁴国际联盟负责这一事项的委员会批准了《李顿报告》，并且发布了第二份报告，呼吁日本撤军到铁路区，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它还呼吁国际联盟成员不要承认伪满洲国的政权。然而，由于大国不愿意采取任何冒险的行动，因而委员会删除了对日本采取任何经济或军事措施的建议。⁹⁵1933年2月，国际联盟大会以42票对1票通过了这两份报告，日本再次投出了唯一的反对票。3月11日，大会重申了《国际联盟盟约》第10条，即尊重成员国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结束敌对行动和撤出武装部队。⁹⁶3月27日，日本退出国际联盟。⁹⁷

通过国际联盟集体安全条款进行软制衡的努力以失败告终，因为尽管日本已经遭受经济危机、军队准备实际上控制政府，但是日本没有接受国际联盟的合法性，也没有接受西方同盟国对其扩张行为的限制。软制衡和集体安全成功的适当条件并不存在。发动“沈阳事变”的日本军队显然是独立行动的，企图削弱东京的文官政府。日本严重依赖于美国的自然资源，特别是石油，虽然禁运肯定会得到日本的重视，但美国和国际联盟的主要成员国担心这样一个强力的行动会引起东京的军事政变。⁹⁸

1924年至1936年间，日本由文官政府统治，几届政府普遍认同国际主义，希望改善日本的国际形象。大正民主派（Taishō democracy school）认为，参与国际制度将促进内部改革，减少国防开支。尽管认为国际联盟过于关注欧洲事务，但大正民主派的追随者还是支持日本积极参与国际联盟。⁹⁹但是，20世纪30年代初，军事集团开始控制日本的权力结构。1931年3月，总参谋部内的派系支持了一场不成功的政变。同年9月的满洲事件以及次年5月暗杀自由派总理犬养毅（Inukai Tsuyoshi）是军事集团完全控制日本国内政治的开端。¹⁰⁰

满洲事件发生后，日本首相广田弘毅（Koki Hirota）接受军方要求，同意只任命现役军官为战争和海军部长。这确保了日本的军事政策由军队决定。¹⁰¹强烈支持军事扩张的寺内寿一（Hisaichi Terauchi）成为战争部长，并说服广田首相加强军备。1936年11月，广田政府启动新的海军建设计划，并与德国缔结了《反共产国际协定》。¹⁰²日本的其他军事行动包括退出国际联盟，在1936年12月31日到期后放弃《华盛顿海军条约》。在军方巩固地位的时期，连续几届内阁迅速倒台。到1936年，日本政府将集体安全和国际主义的概念视为“犯罪”。¹⁰³

国际联盟无力执行针对日本的集体安全条款，这对其信誉造成致命打击，对小国而言尤其如此。¹⁰⁴和欧洲的情况一样，在很多方面，国际联盟的软制衡努力与预期的效果相反。它的制裁行动强化了日本占领满洲、巩固其在中国领土上的据点的决心，同时在日本国内引起激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仇外心理，加速了军队推翻文官政权的进度。

美国的制裁：通过经济钳制实施软制衡

同盟国在硬制衡和威慑方面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而罗斯福政府对日本威胁的主要战略手段则是软制衡。¹⁰⁵艾莱·萨尔茨曼（Ilai Saltzman）指出，美国将欧洲战场视为主要安全威胁。¹⁰⁶他认为，软制衡战略是美国深思熟虑后做出的政策姿态，目的是限制日本的侵略政策，而不是由于政见不同而导致的随意行动。在对日本实施积极的硬制衡战略过程中，罗斯福政府面临的制约因素不仅包括日本的国内局势，还包括各种中立法案以及对两线作战的担忧，除此之外，罗斯福还担心美国军队在面对训练有素的日本陆军和海军时毫无准备。¹⁰⁷海军军控制度被视为阻止日本进一步发展军事能力的最佳制度手段。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国际联盟和美国尚未对日本实施制裁，但同盟国已经试图通过不平等的军控措施对日本实施制度性制衡。在1921—1922年的华盛顿海军会议上，包括日本在内的海军强国签署了三项主要的军控协议来约束彼此，特别是在海军军备建设方面。其中包括《五国条约》，日本同意将英国、美国和日本的船舶吨位比例设定为5∶5∶3。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签署的《四国条约》呼吁各方在东亚采取军事行动之前相互协商，而《九国条约》（美国、英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和中国）则呼吁所有国家尊重中国的领土完整，同时承认日本对满洲的部分特权。¹⁰⁸1930年的第一份《伦敦海军条约》是《华盛顿条约》的后续成果，目的是进一步限制日本的军备建设。各方——美国、英国、日本、法国和意大利——同意限制自己的潜艇、重型和轻型巡洋舰以及驱逐舰。¹⁰⁹日本后来退出了所有这些条约，也没有加入1936年的第二次《伦敦条约》。

美国及其盟国认为，日本海军过于弱小，不会采取进攻行动。但是，日本的民族主义者对军控条约表示不满，他们认为自己已经在中国的军事困境中受到损害，而这些条约加重了对他们的侮辱。因此，制度性制衡，特别是军控条约，推动了日本国内极端民族主义集团的崛起。当1936年日本正式抛弃这些条约之时，其建造的武器远远超过条约的规定，包括三艘航空母舰，并且开始建造第四艘。日本还打造了17个海军飞行中队和284架海军飞机，在那个时期是太平洋上一支极为强大的武装力量。¹¹⁰日本海军还开始实施6项不同的重整军备计划，以建造更多的航空母舰、巡洋舰、驱逐舰和潜艇，以及3艘重达72000吨超级战舰，从而实现与美国的实力相当。¹¹¹

日本决策者意识到，时间对他们不利。如果他们等待太久，美国和英国将建造更多更好的战舰。因此，日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迅速发展短期进攻能力，使其在与西方列强的外交交易中具有讨价还价的优势。¹¹²

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美国在制衡和遏制日本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它同时采取了硬制衡和软制衡两种战略。作为“亚洲冉冉升起的太阳”，日本通过征服中国和印度支那的广大地区来寻求经济和政治上的自给自足。1938年，它依然严重依赖美国的原材料：日本75%的废钢铁、93%的铜、60%以上的机床和90%的石油都由美国供应。¹¹³这种经济依赖为美国提供了第二种可以阻止日本扩张主义的软制衡机制：它可以实施经济制裁，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也多次实施这种手段。这些制裁行动包括，1939年终止1911年的商业条约以及在1940年出台《出口管制法》，该法授权美国总统禁止向日本出口国防材料。该法案于7月通过，之后不久，罗斯福就利用该法禁止向日本出口航空燃料和润滑油；1940年10月，罗斯福禁止废铁和钢铁出口；1941年7月，罗斯福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并禁止石油出口。美国的盟国英国和荷兰也纷纷效仿。¹¹⁴不幸的是，制裁的效果与预期相反。日本领导人意识到，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直接防御和威慑能力有限，因此日本拥有一个机会窗口期。对于石油的迫切需求推动日本对东南亚地区实施侵略性政策，而德国于1939—1941年期间在欧洲取得的巨大军事胜利，迫使这一地区的英国、法国和荷兰等国殖民地的防备相对薄弱。日本领导人抓住了这一机会进行扩张。

这个案例表明，如果一个坚定的修正主义国家存在愿意承担巨大风险的国内精英，那么硬制衡和软制衡战略都很难对它奏效。1941年9月，日本陆相东条英机（Hideki Tojo）告诉日本首相近卫文麿（Fumimaro Konoye）说：“在一个人一生中的某个时刻，他可能不得不闭上眼睛从京都最高的清水寺跳入下面的峡谷。”¹¹⁵美国强大的实力以及当时罗斯福进行的动员未能阻止日本在1942年采取进攻行动。日本的盘算是，它可以在短期内发动一场既成事实的战争，在美国完成强大的战争动员之前实现其目标，而全球联盟结构将确保其获得胜利。基于硬制衡的战争预防措施不可能在这种情况下发挥作用，除非它得到压倒性的军事力量以及战场上可靠的报复性威胁作为支持。此外，同盟国没有对日本的领土和经济利益做出保证；本质上，它们给予侵略者的唯一选择就是退缩。部分原因在于国内政治的掣肘使其无法采取更加宽容的立场，美国一直采取强制外交的手段，指望总体力量的优势能够迫使日本让步。当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后，软制衡就宣告失败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与日本爆发了一场毁灭性战争，在1945年8月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袭击事件中达到高潮，最终导致日本投降。

1919年以后20多年的大国政治出现了多次软制衡和硬制衡努力，但没有一次成功阻止了欧洲或亚洲的战争。相反，软制衡行为在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主要的修正主义国家中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推翻了德国的魏玛政权和日本的大正民主政权。亨利·基辛格声称，均势能够限制侵略，但不能阻止它。¹¹⁶然而，20世纪上半叶两次世界大战的残酷性表明，尽管各国为维持力量均衡做出了许多努力，但均势甚至没有达到限制侵略这个目标。面对这些制衡行为，轴心国寻求通过诸如闪电战和突然袭击等策略来削弱同盟国的优势。比如，日本的盘算是可以赢得对美国的短期战争而不是长期战争，并据此制定计划。这些历史案例揭示了硬制衡存在的一个问题：它导致的战争可能多于它阻止的战争，因为领导人可能会错误认知均势，或者无视其终极的和平意图。一位领导人对均衡的计算可能与另一位领导人不同。

软制衡的混合遗产

自1815年以来，大国经常利用制度进行相互制约，尤其是制约威胁国家。欧洲协调体系是这方面的第一次重大尝试，虽然它没有持续很长时间，但它产生的思想仍然延续。欧洲协调通过将硬制衡和软制衡战略进行结合，在制止侵略方面比国际联盟更为成功。合法性是欧洲协调的一个重要原则，所有大国都得到平等对待——拿破仑战争中的战胜国和战败国都如此，这也造就了一个普遍克制的时期。另一方面，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些不断上升的修正主义国家将国际联盟视为惩罚性措施，试图破坏它。有限的软制衡行为导致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而这些国家的政治和军事精英很容易加以利用。

除了有限的经济相互依赖之外，我在第二章所描述的促成条件在国际联盟时代都不存在。但是，这种程度的相互依赖并不足以为软制衡创造有利条件，其他条件也鼓励了修正主义国家试图通过军事手段重塑国际秩序。以军备建设和结盟为手段的硬制衡并没有阻止毁灭性的战争——相反，它使战争变得更加广泛，更具破坏性。当时的武器，包括坦克、飞机、航空母舰和潜艇，都鼓励扩张性战略。意识形态是扩张主义的，民族主义是侵略性的，领土完整规范也不存在，国际制度——特别是国际联盟——过于弱小，以至于无法限制修正主义大国的行为。获得合法性对于挑战者来说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不在意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所建立的制度，它们认为这些制度是不公正的、对同盟国极其有利。

注释

1. Richard B. 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 Fresh Look at an International System，” World Politics 28, no.2（January 1976）：159.

2. 整理自Kalevi J. Holsti, Peace and War： Armed Conflicts and International Order, 1648—1989（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1）, 167。也可参见F. H. Hinsley, “The Concert of Europe，” in Diplomacy in Modern European History, ed. Laurence W. Martin（New York： Macmillan, 1966）, 43—57； 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3. 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166.

4. K. J.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Polyarchy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a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Orde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ed. James N. Rosenau and Ernst-Otto Czempie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43.

5. Carsten Holbraad, “The Concert of Europe，” Australian Outlook, 25, no.1（March 1971）：31.

6.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ch.4.关于建构主义的解释，参见Mlada Bukovansky, Legitimacy and Power Politic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2）, 228。

7. Holsti, Peace and War, 139.

8. Ibid.

9. Paul W. Schroeder, “The 19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Changes in the Structure，” World Politics 39, no.1（October 1986）：2.

10.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81—82.

11.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5.

12. Holsti, Peace and War, 168.

13. Sheldon Anderson, “Metternich, Bismarck, and the Myth of the ‘Long Peace，’ 1915—1914，” Peace & Change 32, no.3（July 2007）：303.

14.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145.

15. Liska, International Equilibrium, 47.

16.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5.也可参见Hudson Meadwell, “The Long Nineteenth Century in Europ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7, no.5（December 2001）：165—189。

17. Holsti, Peace and War, 142.

18. Holsti, “Governance without Government，” 43.

19. Ibid.

20. Gordon A. Craig, Europe, 1815—1914, 2nd ed.（New York： Holt, Rinehart & Winston, 1966）, 12.

21. Craig 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0.

22. Schroeder, “The 19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12—13； Seabury, “The Status Quo and Balance，” 211.

23. Gulick, Europe's Classical Balance of Power, 75—76.

24. Ibid., 16.

25. Ibid., 18—19.

26. Craig 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31—32.

27. Matthew Rendall, “A Qualified Success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The Concert of Europe and the Belgian Crisis, 1831，” Diplomacy & Statecraft 18, no.2（June 2007）：272.

28. Craig and George, Force and Statecraft, 46.

29. Rendall, “A Qualified Success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272.

30. Ibid.

31. Robert Jervis, “Security Regimes，” in Krasner, International Regimes, 178—187.

32. Rendall, “A Qualified Success for Collective Security，” 272.

33. Matthew Rendall, “Russia, the Concert of Europe, and Greece, 1821—29： A Test of Hypotheses about the Vienna System，” Security Studies 9, no.4（Summer 2000）：53； Paul W. Schroeder, “Containment Nineteenth-Century Style： How Russia Was Restrained，”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82, no.1（Winter 1983）：4.

34. Paul W. Schroeder, Systems, Stability and Statecraft（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127.

35. Bridge and Bullen, The Great Powers, 114—115.

36. Ibid., 115—125.

37. A. J. P. Taylor,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Europe： 1848—1918（Oxford： Clarendon, 1954）, 60—61.

38. Rendall, “Russia, the Concert of Europe, and Greece，” 54.

39. Richard Hart Sinnreich, “In Search of Military Repose： The Congress of Vienna and the Making of Peace，” in The Making of Peace： Rulers, States and the Aftermath of War, ed. Williamson Murray and Jim Lace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156.

40. Schroeder, “The 19th-Century International System，” 11.

41. 转引自Elrod, “The Concert of Europe，” 161—162。

42. Ibid.

43.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250.

44. Ibid., xviii.

45. Ibid., 253.

46. Bernadotte E. Schmitt, “Triple Alliance and Triple Entente, 1902—1914，”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29, no.3（April 1924）：450.

47. Anderson, “Metternich，” 305—306, 309.

48. Van Evera, “The Cult of the Offensive.”

49.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参见Jack S. Levy and John A. Vasquez, eds., The Outbreak of the First World War（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 A. J. P. Taylor, The First World War： An Illustrated History（New York, Penguin, 1966）； Barbara Tuchman, The Guns of August（New York： Random House, 1962）； John Keegan, The First World War, 5th ed.（New York, Knopf, 1999）。

50. Kissinger, World Order, 267.

51. John Milton Cooper Jr., 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 Woodrow Wilson and the Fight for the League of N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2. 关于盟约的文本内容，参见Ruth B. Henig, ed., The League of Nations（Edinburgh： Oliver & Boyd, 1973）, 179—189。

53. Thomas J. Knock, To End All Wars： Woodrow Wilson and the Quest for a New World Orde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198—199；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144.

54. 参见盟约的文本内容Henig, The League of Nations, 182。

55. Ikenberry, After Victory, 147.

56. 参见Wilson's Guild Hall address in London, December 28, 1918, in Ray Stannard Baker and William E. Dodd, eds., The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War and Peace（New York： Harper & Brothers, 1927）, 1：342。

57. John Gerard Ruggie, Winning the Peace： American and World Order in the New Era（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79.

58. Wilson's speech at Indianapolis, September 4, 1919，转引自Cooper, 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 159。

59. Cooper, Breaking the Heart of the World, 199—200.

60. Randall L. Schweller, Unanswered Threats： Political Constraints on the Balance of Powe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61. Joseph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New York： Harper Collins, 1993）, 77.

62. Richard Rosecrance and Zara Steiner, “British Grand Strategy and the Origins of World War II，” in The Domestic Bases of Grand Strategy, ed. Richard Rosecrance and Arthur A. Stein（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 126.

63. H. Carr, “The Future of the League—Idealism or Reality?” Fortnightly 140（July—December 1936）：386，转引自Charles Jones, E. H. Carr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31。

64.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77； Ian Kershaw, ed., Weimar： Why Did German Democracy Fail?（London： Weidenfeld & Nicolson, 1990）； Hans Mommsen, The Rise and Fall of Weimar Democracy（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6）.

65. Scott A. Silverstone, “The Legacy of Coercive Peacebuilding，” in The Challenge of Grand Strategy： The Great Powers and the Broken Balance between the World Wars, ed. Jeffrey W. Taliaferro, Norrin M. Ripsman, and Steven E. Lobell（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68, 71.

66. Peter Jackson, “Deterrence, Coercion, and Enmeshment： French Grand Strategy and the German Problem after World War I，” in Taliaferro, Ripsman, and Lobell, Challenge of Grand Strategy, 37.

67. Ibid., 45.

68. Andrew Webster,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Grand Strategy： A Contradiction in Terms，” in Taliaferro, Ripsman, and Lobell, Challenge of Grand Strategy, 93.

69. Henig, The League of Nations, 58.

70. Kennedy, The Rise and Fall of Great Powers, 290.

71.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79.

72. 关于所有物资的列表，参见Henig, The League of Nations, 128—132。

73. Martyn Housd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Peace（London： Longman, 2012）, 104.

74. John Whittam, Fascist Italy（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111.

75. William A. Podmore, “The Making of the Anglo-Italian Agreement, 1937—1938，” Italian Studies 49, no.1（January 1994）：112.

76. Housd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104.

77. Viscount Templewood, Nine Troubled Years（London： Collins, 1954）, 152.

78. Housd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105.

79. Podmore, “The Making of the Anglo-Italian Agreement，” 112.

80. Ibid., 113.

81. George W. Baer, Test Case： Italy, Ethiopia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2.

82. Henig, The League of Nations, 119.

83. Reynolds M. Salerno, “The French Navy and the Appeasement of Italy, 1937—9，”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112, no.445（February 1997）：70, 97.

84.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81.

85. George W. Baer, “Sanctions and Security： The League of Nations and the Italian-Ethiopian War, 1935—1936，”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7, no.2（Spring 1973）：179.

86. Elisabeth Wiskemann, Prologue to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40）； 172—176； MacGregor Knox, Common Destiny： Dictatorship, Foreign Policy and War in Fascist Italy and Nazi German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41.

87. James W. Davidson, “The Roots of Revisionism： Fascist Italy, 1922—39，” Security Studies 11, no.4（Summer, 2002）：125—159.

88. Baer, Test Case, xiv.

89. Nye, Understanding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81.

90. Housd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106.

91. F. S. 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s： Its Life and Times, 1920—1946（New York： Holmes & Meir, 1986）, 145.

92. Ibid., 146.

93. Ibid., 148.

94. 关于报告的内容，参见Henig, The League of Nations, 148。

95. 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s, 160.

96. Ibid., 157.

97. Housden, The League of Nations, 101.

98. Henig, The League of Nations, 96.

99. Thomas W. Burkman, “Japa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World Affairs 158, no.1（Summer 1995）：45.

100. Yale Candee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A Study of Civil-Military Rivalry, 1930—1945（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57）, 72—90.

101. Robert J. C. Butow,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1）, 80—81； Maxon, Control of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08—112.

102. Ben-Ami Shillony, Revolt in Japan： The Young Officers and the February 26, 1936 Inciden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209—210； Toshikazu Kase, Journey to the Missouri（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0）, 33—34.

103. Burkman, “Japan and the League of Nations，” 55.

104. Northedge, The League of Nations, 161.

105. 关于美国对日本的软制衡战略有一项出色的研究，参见Saltzman, “Soft Balancing as Foreign Policy”。美国和英国的长远战略要求是使用菲律宾、新加坡和太平洋基地的海军舰队对日本进行封锁，设想让日本在一场消耗战中最终战败。同盟国希望这一战略能威慑日本。然而，初期的手段更多地围绕着软制衡而不是硬制衡展开。

106. Ibid.

107. Ibid., 145—146.

108. 关于华盛顿海军会议，参见“The Washington Naval Conference, 1921—1922，”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21—1936/naval-conference。

109. “The London Naval Conference, 1930，” https://history.state.gov/milestones/1921—1936/london-naval-conf.

110. James H. Belote and William M. Belote, Titans of the Seas： The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s of Japanese and American Carrier Task Forces during World War II（New York： Harper & Row, 1975）, 19—20.

111. Ibid., 20； Ian Nish,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1869—1942：Kasumigaseki to Miyakezaka（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77）, 167.

112. Ibid., 32； Masanori Ito, The End of the Imperial Japanese Navy（New York： Praeger, 1984）, 11.

113. 关于日本的对外依赖与寻求自给自足之间的不兼容，参见Michael A. Barnhart, Japan Prepares for Total War： The Search for Economic Security, 1919—1941（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19。

114. George Morgenstern, “The Actual Road to Pearl Harbor，” in Perpetual War for Perpetual Peace： A Critical Examination of the Foreign Policy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and Its Aftermath, ed. Harry E. Barnes（Caldwell, ID： Caxton, 1953）, 322—323, 327—328.

115. 这是近卫公爵的回忆，转引自Butow,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267。

116. Kissinger, A World Restored, 6.